两块“遗爱碑”

两块“遗爱碑”
“遗爱碑”的“遗”,是留传的遗;“遗爱碑”的“爱”,是爱心的爱。望文生义,“遗爱碑”便是为那些留有德政的官吏所立的积德行善碑。决定为韦丹立“遗爱碑”,是唐宣宗大中三年正月的事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如下: 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榜首,周墀曰:“臣尝守土江西,闻调查使韦丹积德行善被于八州,没四十年,老稚歌思,如丹尚存。”乙亥,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《遗爱碑》以纪之。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,与唐宣宗已隔文宗、穆宗、武宗三朝,韦丹是唐宪宗时的官吏,周墀拜相前,曾在韦丹任调查史的“江西”即江南西道为政,前后相隔,亦为时不短,但他切当地知道韦丹在当地大众心目中的方位,由于韦丹“积德行善被于”江南西道治下的“八州”,在韦丹逝世四十年之后,那个地方依然“老稚歌思,如丹尚存”,此所谓“政声人去后”。韦丹任“江西调查使”时,到底有哪些积德行善“被于八州”?从《新唐书·韦丹传》可知,主要有三条。其一,“罢八州冗食者,收其财”。此所谓“精兵减政”,削减江南西道辖下八州的冗官冗员,籍以减轻大众担负;其二,劝说并协助只知“草茨竹椽”而“不知为瓦屋”的当地民众制作并住上瓦屋——免费“召工教为陶,聚材于场”,从技术上协助他们;“人能为屋者,受材瓦于官,免半赋,徐取其偿”,从物力上协助他们;“贫不能者,畀以财”,从财力上协助他们,还“身往劝督”,使他们的寓居条件上大大提高一个层次;其三,整饬吏治,清查官仓亡失,命令恃权夺粮的权吏一月之内偿还所夺之粮,使之“皆磕头谢,及期无敢违”。凡此种种,都是遗爱于民的惠民之政。怪不得唐宣宗要杜牧撰文,为韦丹立“遗爱碑”了。精确地说,从韦丹离世四十年后江南西道依然“老稚歌思,如丹尚存”即可知,在当地大众的心目中,早已有韦丹之“碑”了。四十余年代代相传,那叫口碑,更是心碑。唐宣宗为韦丹立“遗爱碑”,乃是适应民意之举。这位“小太宗”,想建立韦丹这个典型,让巨细官吏都能为官一方,造福一方。我由韦丹的“遗爱碑”,想到宋璟的“遗爱碑”。宋璟曾任广州刺史,再次为相后,“广州吏民”为他立了一块“遗爱碑”。宋璟是清醒的,虽然他在广州也有惠民之政,依然觉得这块“遗爱碑”没有那么简略。名曰“广州吏民”,实为“广州官府”;似为“政声人去后”,实乃“政声”随“相”位。所以上奏唐玄宗:“臣在州无他异迹,今以臣光宠,成彼阿谀;欲革此风,望自臣始,请敕下制止。”此举颇见成效,“上从之。所以他州皆不敢立”,刹住了依附于“遗爱碑”的“阿谀”之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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